《檀弓》记子思语：先王之制礼也，过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礼器》记孔子语先王之制礼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称也。

《广韵》曰：餧，饭也，喂饭，喂食。班固《汉书·五行志中之下》解释说：鹳鹆，夷狄穴藏之禽，来至中国，不穴而巢，阴居阳位，象季氏将逐昭公，去宫室而居外野也。

儒家重礼，杀的行为具有等级区分。孙，通逊，指逃遁，逃亡。这里不妨借鉴M. 舍勒《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Der Formalismus in der Ethik und die materiale Wertethik）中的伦理学话语系统来进行理解和诠释，所有质料伦理学都只会导向行动的合法性，惟有形式伦理学才能够论证意欲的道德性，并且，所有的质料伦理学都必然是成效伦理学。不雨、雩祭，加载《春秋》经，显然是有时间要求的。礼制形式必须服从于实质性的人民利益需要。

尽管如此，对于一国之君的昭公本人而言，看到外国诸侯率师占领自己国家的土地、包围自己国家的城邑、攻打和残杀自己国家的人民子弟兵，站在一旁的他，究竟是为之鼓掌，呼喊加油呢，还是大声喝止、心疼流血呢？内、外都不是人的昭公，此时此刻，其心理阴影的面积有没有、有多大呢？。胡安国《传》曰：内出奔，称‘孙，隐也。正如学者们已经注意到的，对于这个词从语义或语用的角度加以考察，实际上并不能直接发现其与我在概念上的分别。

庄子通过吾丧我的话题给出了改变自我的功夫与努力的方向，而并非尝试将不可言说的无正面展示出来。这也就是将吾视为得道真人的标志，而吾丧我也不仅是一个开放的功夫论过程，但如前所述，由于庄子本人对吾的使用上的模糊性——他并未明示吾应该如何理解，不同的学者对其是否可被直接视为达成至高境界之真人的代称存在不同看法，而尝试摆脱倾斜的相遇过程是否一定能够获得均衡与平等也难以骤然断定。在思想内容方面，其一，无论庄子运用了何种语言技巧，此话题当中所希望讨论的对象，即人的自我问题，大概始终是以某种方式在场的，庄子的‘丧我，清除生命中俗世的欲望，是一种根本的减法。当然，诚如论者所言，吾丧我的过程最终是否包含对于至高境界的承诺，或者说吾是否可被作为这种境界的先在标志，庄子并未明示，庄子提出了‘吾，却没有告诉我们‘吾究竟‘是‘什么。

但这并不影响主体对于我的这种一隅之曲的发现。三、吹万与物化：隐喻中的自我 吾丧我若被视为贯穿《齐物论》的使文本具有整体的统一性的核心话题，《齐物论》以南郭子綦‘吾丧我始，而以庄子化蝶为终。

郭象注：環中，空矣，今以是非为環而得其中者，无是无非也。提要：《庄子·齐物论》代表了典型的庄子面对事物与知识的世界的态度，亦提供了何以可能达成超越庸常的所谓逍遥境界的基本说明。但当庄子意识到主体的视角可能在不同的梦觉状态中在庄周与蝴蝶之间切换变化，并因此而自觉地反思作为庄周或蝴蝶的意识局限时，基于对物化的发现而展开的摆脱偏见、朝向理想中道的自我解放的转化就开始了，而这也是《齐物论》中通过隐喻的连锁回溯到吾丧我而希望传达的第三层意思。而吾则标志着某种高层次的自我真实存在、境界或觉醒过程，吾我两者或被分疏为了具有本质性差异的存在两维：‘吾可称为‘大我‘真我‘本真之我，‘我则是‘小我‘俗我‘异化之我，或以为本真之‘吾并非某种先在的‘主体，而是由‘丧我之‘工夫而抵达的‘境界，甚至‘吾仅仅意味着存在主体的生命自觉与自省，而非玄秘的精神境界或超越的理想人格。

也就是说，‘我是于人群之中，而自谓之称也。在这个意义上，吾我总需要联系起来看，而这正与《齐物论》中最后一个隐喻形成了呼应。其中，‘大块是宇宙混沌之象，‘噫气象征造化流行，‘天籁既是生成万物的本体之‘道，也是作为各种精神现象的内在依据的‘真心。建立概念、话题或思想之间理论关系的努力，以往有被归结于寻找狭义的逻辑关系的倾向，即哲学讨论所展示的说理方式总被认为是分析性（analytic）的，但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思维过程并不唯一地依赖狭义的逻辑分析而运作，打比方、讲故事的方式同样在深层意义上具有构造思想、推演话题的力量，也就是说，说理与论证的活动同样可以借助哲学修辞的方式展开。

始与终不仅首尾照应，而且化蝶正是‘吾丧我的真实写照，则前文中讨论的各种使之可理解的观点，均为现代学术对古典思想的回溯性研究，即使是从语文学角度出发的讨论也依然如此。庄子只是肯定，当我们努力超出我与物的局限，就已经开始摆脱常人的相对性的束缚走向逍遥了，但最终是否一定会获得環中或道枢的视角却是未知的，后者只是潜在的功夫论的承诺。

通过重新聚焦《齐物论》中贯穿性的吾丧我问题，评估相关的重要结构隐喻，如三赖環中物化等，可见庄子如何由道—物关系出发证成自己对于道—我问题的理解，以及他对自我转化过程的理解，而在理解这些问题的时候，隐喻作为哲学修辞的手段可被作为现有语文学研究的有益补充。在不断超出我的束缚的过程中，吾也许只是物化的圆环上的另一个点，或许也同样是在这种意义上，吾与圆环上其余的点相遇，而它们的平等之处则在于其都具有的均质的有限性。

这种方式在人类思维过程中占的比重或许不比演绎性思考更低，但在西方传统中长期未曾得到充分考虑。这些对于庄子思想的诠释与证成其哲学内容的基本路径，在所有研究者中间均依赖始于文字训诂的语文学方法，这种方法无疑为我们了解庄子吾丧我的话题中出现的几个基本概念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信息，亦从不同角度奠定了文本解释的语言文字基础，但似乎仍然未能穷尽此话题在《齐物论》中的意义。暂不论此句是否为庄子之齐物境界的准确表达，单就其词句推敲，可知‘我是立身于天地之间、万物之中的，‘天地—万物构成了‘我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空间。或者说，对于吾从词源学角度进行的隐含意义的发掘，并未如类似的对我的操作那样，能为概念哲学意义的出场提供背书的效力。環中相对于圆环是超越的、不可感知的控制者，如果站在環中的角度，呈现在圆环上的那些各执一偏的万物之是非都是没有意义的，是各自局限而不能见道的状态。这些语文学知识均指向对我的特定地位的解释：《齐物论》云：‘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

三籁以及《齐物论》中几个高度相关的隐喻，都属于这样的结构隐喻，其内容关乎概念之间高度结构化的关系模式当然，我们可以给出所有这些内容在解释上的自洽性，但对这种自洽性的说明，已经不再直接地基于围绕孤立概念或语词的语文学知识了。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视吾丧我话题的展开为中国哲学中通过哲学修辞的手段来表达理论意图的经典范例，庄子在道与常人之我的对比中揭示出自我的应有状态，即在不断转化的过程中摆脱有限性的束缚而复归于道——这种或许是现代研究视野中的理论共识，如果需要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来确立其文本诠释上的合理性，那么在以往语文学知识所提供的素材之上，对隐喻问题的思考或许能为此提供最后一块缺失的拼图。一般而言，我被置于一个常人化的层面，在庄子那里，‘我是对象性关系中的存在，永远处于物我、人我、彼此、彼是、是非的对待性关系之中。

庄周梦蝶以寓言的方式隐喻‘吾、‘我状态，并对开篇的‘吾丧我作出呼应。由道家的一贯立场而言，后者意味着某种得道的方式，而对于庄子而言，则其展现为对自我问题的发现、对其转化问题的关注与对特定超越性视角的确证。

庄子作为哲学修辞的大师，即是以运用隐喻的方式，使从吾丧我到蝴蝶梦的所有叙述变得连贯起来。提要：《庄子·齐物论》代表了典型的庄子面对事物与知识的世界的态度，亦提供了何以可能达成超越庸常的所谓逍遥境界的基本说明。如果认为庄子的观点在于使吾与他人和万物的相遇或相对以均衡平等的方式超越并区别于我厕身于众人之中的一隅之偏，那么获得这种认识仍然需要综合来自词源学的语文学知识和《庄子》文本中其他地方出现的对于无待相忘或真人的哲学思考——倾斜的状态就其自身而言就是偏颇的，但相遇为什么一定是均衡平等则需要额外的理由。无论主张吾在哲学上意味着本真的境界、人格还是自我的觉醒，该概念仍然常被认为与我之间存在强烈的对比，而这种对比被庄子用丧的概念加以表达，吾我在均为古典意义上对自我的反身自指的意义上，丧无疑意味着某种自我存在状态的改变——虽然这种改变的结果是否一定意味着某个更高层次的吾的获得可另作别论。

进入专题： 庄子 齐物论 。在这一点上，人格的更新就如生命航船在航行中维护，它不是到船厂再造，也不能停止，而是一个自新的过程。

从‘大块噫气到万窍之声，再到人为的丝竹管弦，‘三籁展现出由整体走向判分的、心与物共通的生成框架。或者说，对于吾从词源学角度进行的隐含意义的发掘，并未如类似的对我的操作那样，能为概念哲学意义的出场提供背书的效力。

如前所述，仅从语义或语用的角度切入，不足以支持吾我间存在概念上的根本差异。不过，在文本的哲学释义方面，几乎所有学者均同意，庄子的确希望通过吾丧我的说法表达某种理解自我问题和物我关系时的独特见解，而庄子的表达的有效性，也依然与吾我两概念的哲学差异有关。

我们认为庄子在论我的时候具有这层意味在内的判断，实际上来源于由文本中其他内容得出的庄子认为他人与万物都在现实中陷入相对的局限的主张，如《齐物论》中所讨论的小大彼是之辩，其主题便涉及他人与万物之立场的相对性，这些立场局限于自身视角的自以为是，无法正确感知、理解或评判其他立场的是非曲直。反观中国的思想传统，演绎性的方式从来未曾得到充分发展，而这或许正好为哲学修辞的发展留下来相对充足的空间，并为我们提供了更多考虑哲学修辞对于论证或说理之意义的契机。也就是说，‘我是于人群之中，而自谓之称也。庄子心目中的那个‘吾，依然是生命航船上的舵手。

这个概念构造，亦通过環中的隐喻得到强化。它们同样是与非我相比较条件下‘我的表达。

从隐喻的角度重新考虑吾丧我的意义是如何被揭示出来的，我们遇到的第一个话题就是所谓三籁。于是我们也可以视吾丧我为一开放的过程——‘丧我的确可以引出某种‘大我‘道心的本真存在方式，但‘大我‘道心并不与‘吾对应，而是通过‘吾丧我这一观念整体呈现。

从方法上看，对这两个语词意义或使用的归纳，来自对早期文献中其一般用法的总结，但这并不足以保证庄子在使用这两个语词的时候，就一定遵循其一般的用法，或者说庄子如果尝试赋予这两个语词特定的概念化意义，那么这种意义可能与其原有的一般用法之间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但未必直接就从属于其原有一般用法的局限。天籁吹过不同窍穴，奏响地籁的‘万窍怒号，喻指多样性的存在样态与精神形态。